文艺批评 | 黄平：《会饮记》与“总体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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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敬泽新著《会饮记》自问世以来，围绕其文学内部的研究诸如语言、文体、才华的评论文章众多。本文作者另辟蹊径，“将《会饮记》读作一组彼此关联的思想随笔”，呈现“作为思想者的李敬泽”对当代文学史提出的有益思考。如果我们以“总体”与“个体”辩证冲突为核心线索把握当代文学史，李敬泽借鉴布罗代尔等思想家的写作，范式和引导着一种辩证超越“总体”与“个体”二元对立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总体性，并不必然走向通过批判总体性而反向建构的个人，而是有可能重建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总体性叙述。

文章原刊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转自保马公众号，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黄平

“总体性”难题

——以李敬泽《会饮记》为中心

Part 1

从《十月》2016年第1期开始，李敬泽以专栏的方式陆续发表《精致的肺》（第1期）、《坐井》（第2期）、《抹香》（第3期）、《鹦鹉》（第4期）、《考古》（第5期）、《杂剧》（第6期）、《大树》（2017年第1期，下同）、《笑话》（第2期）、《江湖》（第3期，收入《会饮记》时改写为《夜奔》）、《机场》（第4期）、《山海》（第5期）、《延宕》（第6期）以及2018年第3期的《邮局》。这批文章除《抹香》收录于《青鸟故事集》外，其余12篇文章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在2018年8月出版，定题为《会饮记》。

很难准确地把握这批文章，在近20年前张清华为“青年批评家”李敬泽写的评论中，就曾以“蓬勃疯长”和“天花乱坠”1等形容李敬泽难以捕捉的文体。还有评论者指出《会饮记》“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散文？随笔？小说？都像，也都不是，在以往文体的每一个已被确认的点上，这本书似乎都绕着走开了”。2这个脉络的研究可以被概括为“美文”研究，侧重语言、文体、才华等维度，对于李敬泽多年来的写作自有精当阐发。在这条脉络之外，笔者想通过《会饮记》尝试分析的，是作为思想者的李敬泽。借用李敬泽在《会饮记》中频频使用的一个“老词”，维系着他星图般变幻莫测的文体的，是更为“本质性”的文学思想，而对于李敬泽文学思想的复杂性，目前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倾向于将《会饮记》读作一组彼此关联的思想随笔。

如果从“思想”的结构性来把握《会饮记》，我们会发现这12篇文章，并非天马行空般无迹可寻，而是分享着类似的对话结构。每一篇文章都是从一处或几处现实情境中的“文学生活”写起，与之对话的，是当下的“文学生活”所无法包括的部分——真实的人，辽阔的山河，直抵根本的艺术或理论。为清楚起见，笔者整理如下：

《银肺》：文学生活部分（下略）：先锋文学纪念活动、北师大文学课堂、苏州诚品书店的对谈；文学生活之外（下略）：担任会议速记的姑娘。

《坐井》：北京某书店对谈《神圣家族》；五国城深井中被囚的宋徽宗。

《鹦鹉》：北大网络文学对谈；晚年落魄的袁大公子袁克定。

《考古》：国博《海上丝绸之路画展》开幕式讲话、人民大学《作为方法的边地》讲座、在兰州对谈西部诗歌；在甘肃庆州追忆范仲淹。

《杂剧》：在北大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对谈；元杂剧、崔健《一无所有》。

《大树》：在雅典的文化活动；明代项圣谟《大树风号图》。

《笑话》：与老卫的文化酒局；不服老的老头。

《夜奔》：讨论“失败者”的文学会议；偷走北宋铁塔的马哥。

《机场》：讨论人工智能的会议；《卢卡契文学论文集》。

《山海》：在上海茅盾故居的朗诵；山道上对东汉的想象、茅盾等人的小说。

《延宕》：北大《咏而归》讨论会；郭德纲的太平歌词《庄子·至乐》、去世的衡水湖畔某博物馆长。

《邮局》：参观西贡邮局、参观阿尔及尔博物院的文化出访；曾经的北越老战士陈作家、加缪《局外人》。

《会饮记》收录了李敬泽近年来在《十月》杂志专栏刊登的系列随笔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8-8

有意味的是，在《会饮记》的文学生活中，作为文坛领导者的“李敬泽”也即作家主体的“我”基本上消匿不见，叙述者始终在以一个有些格格不入的“他”展开叙述，从“他”的视角看来，这些文学活动无趣而令人厌倦。相反，当“他”陷入到文学生活之外的想象时，自有一种蓬勃的力量与隐秘的激情。在《会饮记》中，文学生活的“内”与“外”往复对话，这种辩证展开的思想结构，决定着李敬泽的文体特征。

以《会饮记》第一篇《银肺》为例，叙述首先从“我”开始，“我”在咸阳机场一边吃面一边读着“澎湃”的新闻稿，由此开始对于新闻稿所联系的速记员的想象。速记员的“打字”是一种反写作的写作，这种写作既没有内容也没有形式，只是完全物质性地“写”，写作的动作与写作合一。然而正是这种解构了虚构的写作让“我/他”迷恋，在《银肺》结尾“我/他”转为对“你”说话，请“你”来“虚构”一个放弃写作多年的先锋文学作家爱上速记姑娘的故事。最终“你”无法写出这个故事，速记姑娘作为具体的人，所联系的无穷无尽的“现实”难以被“虚构”所支撑：

她怎么就成了速记员，她住在哪里，与人合住吗？她的收入和支出账目，她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她刚买了一件什么式样的大衣，她身上隐秘的疤痕，她每天下班后手指的感觉，她什么星座，她是哪里人，她的父母、她的童年、她的朋友圈、她的初恋或暗恋，她头发的气息，她打算一辈子做速记员吗？如果不，她的梦想是什么……

总之，你已经决定不写了。你发现，这个精致的肺需要吞吐全世界的空气。3

《银肺》发表在《十月》专栏上时，题目就是《精致的肺》，或者说题目就是“虚构”。《精致的肺》乃至于《会饮记》的所有篇章，讨论的一个出发点是“虚构”及其遇到的问题，用作者自己的比喻，即“肺”与“空气”的关系。文章中直接点明这一点：

小说作为一种虚构形式，需要有文本之外的条件，或者说，小说必定安放在恰当的支架上，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支架的存在，那只是因为它是如此基本，如同空气，是透明的，如同呼吸，是当然如此而不必被肺所感知的。但如果你把这个支架抽掉，那么，一切都会坍塌下来。

虚构是一个精致的肺。4

李敬泽

也正是在《银肺》中出现“非虚构”时，叙述视角从“我”转向“他”。值得强调的是，不能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来把握“我”和“他”这组关系，要注意到无论是“我”还是“他”，既不反对虚构也不赞美虚构。《银肺》乃至于《会饮记》的基点，侧重于在现实情境之中理解虚构，就如这篇文章的结尾：“这个精致的肺需要吞吐全世界的空气。”5

Part 2

怎么理解“我”和“他”的关系——以及相联系的文学生活的内外、小说与小说的支点、虚构与非虚构，等等，构成理解《会饮记》的线索所在。对此，李敬泽在后记中写道：“‘他’是谁，对我来说，‘他’就是他，当然，我也没法禁止别人在‘他’的皮袍下榨出一个我” 6。这种以第三人称叙述另一个“我”的方式，在历史性的“自我”不断分离的时代，其实是一种元叙事7。

具体到《会饮记》，为什么叙述以“我”和“他”彼此纠缠的形式展开？其关键在于，李敬泽的文学思想，是两条彼此矛盾的历史逻辑的交汇。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组织者，李敬泽的文学时代也正是个体化的文学居于强势地位的时代，这种文学将自身理解为一套自洽的艺术法则；同时，李敬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张，以及他所处的文学场的位置，倾向于总体化地理解文学，强调文学对于时代总体性地把握与呈现。《会饮记》自身的形式张力，症候性地显示出在当下的历史时刻，这两条历史逻辑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当下主流的文学史叙述，基本上以洪子诚“一体/多元”来描述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在笔者看来，自1949以来并依然向未来敞开的当代文学，核心是“总体”与“个体”辩证冲突的文学史，“总体”与“个体”背后各有一套社会想象与文学策略，二者也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体现出现代以来世界文学史上两种主要的文学潮流乃至于文化政治的博弈。并不是说，二者之间某一种是“政治”的，而另一种是非政治或者说是“文学”的；二者都既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比如往往被视为非政治的个体文学，其所联系的内在自我、日常生活、文学技术化、世界文学想象，等等，都对应着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对于“个体”的理解。也正是通过叙事，这种历史性的“个体想象”才得以弥散开来。

在1998年11月与李洱、邱华栋、李大卫、李冯的对话中，李敬泽谈到过：“个人写作有一种主体性幻觉，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极为主流”。8与之相对，在20年后的《会饮记》中，第九篇《机场》一文，“他”回忆起若干年前“遗失”了一套《卢卡契文学论文集》，《机场》正是以卢卡契写于1938年的《现实主义辩》开始：

老头儿盯住他的对手，他再也无法忍受此人的固执，他残暴地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不仅在于”“问题在于”：

“问题在于认识现象和本质之间的真正的辩证统一。”

“问题在于对‘表面’现象在艺术上进行形象的、身临其境的描写，描写要形象地、不加评论地展现出所描写的生活范围中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联系。”9

这种文学观实在是久违了，诚如该文的结尾，“他对自己说，我确信，那本因此而被水浸的书，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上。”10在2018年夏的访谈中，李敬泽说得很直接：“这一年我反复谈到总体性问题，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怎么爱听，这伤害了他们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或信念。但文学不就是这样吗？走着走着，本来以为解决掉的老问题换个马甲又回来了，成为了新问题。”11

“总体性”归来在这一年确实渐成趋势，不惟李敬泽，贺桂梅谈柳青12、刘大先谈刘慈欣13，都在使用“总体性”的概念与框架。柳青、路遥、蒋子龙等总体性作家的“重评”密集出现，李修文、石一枫、双雪涛等面向现实的青年作家受到欢迎，都是当代文学界这股潮流的体现。回到《会饮记》这里，文学的“内”与“外”这一对话结构最终统一于总体性。《会饮记》得名自柏拉图的《会饮篇》.在《大树》一文中，作者以对话的方式先摆出“纯文学”对于《会饮篇》的理解：

柏拉图意识到，面对世界的任何讲述在根本上必是相对和有限的，它出于特定的名字，出于特定的声音，它介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它是个人“意见”，它必是“小说”。他想，这即使在21世纪依然是小说的根本命题。14

读者如果停留于此，就读反了以《大树风号图》为精神旨归的《大树》的寓意，在这一段下面，随即展开的是“他”对于这种“小说观”的扬弃：

但为什么要读这样的“小说”？永不承诺什么，公然不可信，把不可信作为美德，呈现的永远是被意见碎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自作聪明的家伙都在挖空心思地炮制知识发明真理，他们在喋喋不休地说啊说写啊写，即使是苏格拉底，他真的相信人们能够并且愿意穿过这无边的沼泽？15

《会饮记》最终穿透了《会饮篇》，将“多”合于“一”，“世界归于绝对的大信，归于圣言”16。《会饮记》纷纷扰扰十二篇，《大树风号图》锚定了叙述的中心所在：“天地茫茫，唯这树在、人在。你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是你知道，那必是最后的信、是天地之大信。它竟然在那儿，所以你必须想，那是什么。”17

作者:  柏拉图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 Συμπόσιον
译者: 王太庆 
出版年: 2013-1

为何总体性在这一时刻归来？一种褊狭的理解，就是简单地将政治与文学一一对应，做一种高蹈的道德评价。但这种批评所无法解释的是，在1998年与李洱等人的对话中，李敬泽已经表露出《会饮记》中相似的观点，其文学思想的内在理路一以贯之；这种批评也无法解释的是，李敬泽在这次对话（在1999年结集为《集体作业》出版）之后的写作，即在2000年前后出版的文集中，已经在尝试建构新的总体性的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搁置李敬泽个人的文学实践不论，总体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意义问题，在《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的对话中，李敬泽质疑封闭性的个人写作，“个人本身能不能构成意义的中心？”18李敬泽并不是否定“个体”，他否定的是封闭在一己之私的平庸伪饰的个体，对于《会饮记》中冲州撞府的江湖儿女，个体与其生活世界合而为一的“古典人格”，李敬泽有一种难以克制的热爱与激情。《会饮记》中李敬泽似乎偏爱《江湖》一文，发表后大幅改写为小说《夜奔》，发表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8期。《夜奔》改掉了《江湖》中“他”对于“无情无义”的作品的厌倦，代之以“他”深夜奔波到某北方城市，由此编织进马哥的故事：偷了一座北宋的铁塔后，为自己的女人而坦然归案，一个沉默寡言、有情有义的男人。

和这种举止间有春秋之风的古典人格相比，个体写作所建构的没有意义感的、自我封闭的“个人”，既无法支撑起存在的意义，又吊诡地以反总体性的方式为一种新的总体性的出场做好准备——这种“个人”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性标准配置。有意味的一个细节是，正是在对于科幻文学的发言中，李敬泽清晰地重提了“总体性”的概念：“科幻文学对传统的、主流的、纯的文学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在文学中，整体性的关切、总体性的眼光，并非过去之事”19。在《会饮记》的《机场》一文中，“他”通过讨论机器人写诗描述了未来的总体性：“那是必将来临的、很可能无法抗拒的总体性，只不过，在这个总体里没有我们的位置，没有主体的总体性。”20科幻文学以远远超出“个体文学”的宏阔尺度展现出“个体”自洽神话的虚幻，以及“个体”在丧失总体性认知后难以觉察的现代性危机。诚如《机场》一文的结尾，“总体性在危机中才能呈现出来”21；面对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现代性危机，文学何为？就像青年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的提问，小说能否整合差异与离散？22

Part 3

早在1996年李敬泽就提出“文学作为整体性力量”，“无论风俗史还是心灵史，‘史’的观念要求一种整体性的力量，意识到生活的变化和流动，意识到这种变化和流动是整个时代图景的一部分，意识到个人的隐秘动机和思绪与这个时代千丝万缕的联系。”23但迄今20多年来，总体性的文学始终不是当代文学的主流，这显示出“总体性”在这个文学时代所面对的深刻难题。

总体性文学不能回避以下的诸种难题：其一是现代人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分裂，古希腊式的自我与世界的同一性分崩离析；其二是世界哲学史上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对于总体性的批判，也即认为差异高于总体的后现代思想的挑战；最后不可回避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拥有的经验教训，宏大叙事如果过于一统，就难免流于僵硬。

李敬泽长期以来的写作，实则在和总体性所面对的诸种难题对话，探询着新的文学的可能性。在《会饮记》出版的前一年，李敬泽出版了《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7）与《咏而归》（中信出版社，2017）。在如潮好评中，论者往往忽视了这两本书的主体部分，都写于近20年前。《青鸟故事集》增订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咏而归》源自2010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小春秋》，《小春秋》又结集自李敬泽在《南方周末》“经典中国”、《散文》“经典重读”上面的专栏文字。在李敬泽的写作脉络中，《咏而归》与《青鸟故事集》应该被视为对于1999年出版的《集体作业》的回应性写作，即以文学而非理论的方式，回应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等当代文学的难题以及寻觅破解之道。

《咏而归》这样以释读古典面貌出现的散文集，其旨趣还是面向当代文学发言。李敬泽一定反复读过卢卡奇《小说理论》经典开篇：“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人们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的火，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24卢卡奇这段对于古希腊的描述之所以迷人，正在于古希腊时代作为世界的史诗时代，个体与总体同一，自我与世界没有本质的区别。李敬泽也选择从我们的轴心文明时代开始，《咏而归》重排了文章的次序，将写于2005年的《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置于篇幅，重温了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寥寥几个人物在李敬泽笔下宛如一场历史正剧，指向着文人对大义的承担。李敬泽的文体一贯以成熟的洞见与智性的想象见长，但在面对这一幕时，李敬泽的文体变得热烈激昂：“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25。重读春秋以激扬古典中国的价值能量，这样的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在《会饮记》第一篇专栏在《十月》刊出时，李敬泽同一时间在《当代》发表《卫国之肝》，讲述“我们”慷慨壮烈的春秋：“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祖宗和社稷，我们的君和臣，我们的忠义和血气。我们的所有和我们的所信、我们的天下和我们的文明”。26

在李敬泽的思想体系中，春秋时代平衡着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明的基点，李敬泽的春秋想象支撑着他的当代文学批评。总体性的“中国故事”如果可能，必然需要一种从“文化”维度出发的建构，如卢卡奇所言，“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不管人们对它可能采取何种态度，一种关于人和事的总体才是可能的”27。然而问题在于，对于古典时代的向往，最终是一种高贵的思乡，古典时代的精神气概，无法在与历史和道德信念相背离的全球化时代找到合适的位置。李敬泽在《会饮记》中也认识到这一点，以“总体性”开场的《机场》一文，结束于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他”想为两位朋友的书法展写一个前言，但难以下笔，“他”意识到“书法”还在，但“书法”对应的古典世界已然逝去：

许慎站在那里，还有那些让字在竹简上飞驰的书吏，那些抄经者，还有王羲之、颜真卿，还有那些诗人，还有那细腻的砚、澄心堂的纸，那些伫立在、倒卧在田野上、天地间的碑……多么浑然的总体性，你抽出了一个线头，移走了一块砖，然后就散了塌了，收拾不起。28

特里·伊格尔顿会同意李敬泽的感慨，他指出解构大叙事与同一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其现实的物质条件：“它源自西方向着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向着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压倒了传统制造业，经典阶级政治学让位于一种‘身份政治学’的分布扩散”。29更严重的是，不惟生活世界的抽空，“总体性”还面临着思想的清算，对德里达和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有深刻影响的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批评道：“在这个概念中，个体被还原为那些暗中统治着它们的力量的承担者。个体正是从这种总体中借取它们的（在这一总体之外不可见的）意义”。30这种批评总体性的典型观点，一直被普遍地分享，笔者注意到2017年底的相关论坛上31，多位与会专家强调尊重差异性的经验，这在哲学思辨与历史经验的层面，不得不说有其依据。

总体性的再次提出，在逻辑建构上必须完成否定之否定，将对于总体性的批判吸纳到自身逻辑的内部，予以辩证性地消化。在这个意义上，《青鸟故事集》在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作者在写于2000年的后记第一段就已经解释得清楚：

感谢布罗代尔。在他的书之后，我写了这本书。

1994年夏天，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夜幕降临，江水浩荡，汽笛长声短声，平生远意。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那里有欧洲的城堡和草场、大明王朝的市廛和农田。我们走进住宅，呼吸着15世纪的气味，察看餐桌上的面包、米饭，有没有肉？有什么菜？走向森林、原野和海洋，我们看到五百年前的人们在艰难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他们身上衣裳的质地，他们的车轮和船桨，他们行囊中银币的重量，他们签下契约时所用的纸笔……32

代表性的评论认为“这本书并非来自布罗代尔，布罗代尔不过是提供了一种灵光一闪的念头”33；笔者的看法相反，《青鸟故事集》正是来自布罗代尔，而不是来自神秘的才华。总体性被诟病之处在于，历史的意义往往由宏大叙事的人物与事件所给定。然而布罗代尔与年鉴学派创造性地以“长时段”的历史叙述拆解了总体性的认识装置，“微观史”的历史叙述将叙述的重心落在具体的人。李敬泽在后记中也点明了这一点：“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34

更为重要的是，布罗代尔范导着一种极为重要的可能：走出总体性，并不必然走向通过批判总体性而反向建构的个人，而是重建一种新的总体性叙述，一种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总体性是可能的。不仅仅是“长时段”史学家，布罗代尔还是“总体史（total history）”史学家，“作为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把握，并以该体系及其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方面再现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历史总体”35。

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青鸟故事》在具体的写法上，深受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影响，李敬泽往往在一个大历史时段中，在跨文化的结构中展开叙述，把握一个物、一件事、一个人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的“形式”服务于李敬泽对于总体性的认识，李敬泽认为布罗代尔的叙述方式真实而有意义地讲述了“人民以及人民的生活”：

我喜欢读布罗代尔的一切书：《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征》，在这些书中，人民以及人民的生活不再是空洞的，他们被呈现出来，而且获得了雄辩的意义。这使我们有了一个稳固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可以质疑一切关于我们的历史和生活的戏剧性叙事。36

“真实”与“意义”是理解李敬泽总体性思想的关键词，在后记中李敬泽谈到布罗代尔叙述的“历史”也是“生活”，“这一切依然饱满，它们使生活变得真实，使生活获得意义。”37会有论者反感“总体性”乃至于“真实”这类说法，但一味反总体性地写日常生活，刻意凸显现实经验的平庸无聊，既没有给出更为真实的叙述，也丧失了文学的意义所在。而且李敬泽对现实主义的误区有清醒的认识，在《青鸟故事集》中的《印上水上、灰上、石头上》一文中对所谓“真实”提出过批评。和窄化的个体写作以及背后的虚无主义相反，李敬泽相信通过叙述，“真实”是可以抵达的，而能否把握“真实”，关乎存在的意义。

反思总体性，但并不否定真实与意义的存在；而且，真实与意义并不是以否定总体性的方式居于总体的外部，而是通过对于总体性的否定之否定来把握。这个逻辑超越了多年来制约当代文学发展的二元对立，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还是回到列维纳斯，列维纳斯以“无限”来描述“总体”之外的“盈余”，但同时列维纳斯指出如果我们想超出“总体”，不是否定总体，而是通过在总体的内部反思：“这种对于总体和客观经验的‘超逾’，并不是以一种纯粹否定的方式得到描述。它是在总体和历史的内部，以及经验的内部被反思到的”。38正是在总体的内部才能把握总体外部的无限，总体对于把握存在的意义而言，并不是话语的囚笼，而是必不可少的道路。

在这种反向意向性的思路中，列维纳斯从反对总体性开始，最终不是走向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走向重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列维纳斯描述过一种绝对的“无限”，那是一种没有存在者的(没有他者因而也感受不到真正的自我)的纯粹的存在，也是纯粹的恐怖。故而，“他者”先于“自我”，真正的生活是与他者的关系。

要注意到列维纳斯理解的“他者”永远不能被“自我”所完全认识，即“他者”不是存在于“自我”的经验里，无论这种经验被怎样的总体性结构来描述。因此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将他的哲学工作理解为“保卫主体性”，但要保卫的是一种“好客的主体性”：“因此本书将表现为对主体性的保卫，但它将不在其对总体的单纯自我主义的抗议的层次上来理解主体性，也不在主体性面临死亡时的焦虑中来理解主体性，而是把它理解为奠基在无限观念中的主体性”。39

通过总体来反思性地把握无限，最终走向开放的自我。在当下重温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时对于总体性的讨论，仿佛回到1998年李洱在和李敬泽对话中所强调的，“个人是敞开的，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与自我的关系，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个人’是一个敞开的词”40。严苛一点说，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并没有突破李敬泽、李洱等人在1998年对话中的批评，长久地沉湎在语言、想象力、文学本体的高度封闭的框架中，匮乏在思想层面上的基本回应。放眼百年来的中国文坛，总体性的降临，每一次都带来激烈的争论与波澜起伏的变局，深刻改写着未来文学的走向，对此今天的我们是否做好准备？不得不说，以“美文”面目出现的《会饮记》及其他李敬泽作品，逼近了当代文学的核心所在，也逼近了这个时代思想的核心。

（文章原刊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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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清华：《这就叫天花乱坠——关于批评家的李敬泽》，《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2黄德海：《它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评李敬泽新著〈会饮记〉》，《文汇报》2018年9月12日。

345691014151617202128李敬泽：《会饮记》，第18页，第8页，第18页，第218页，第151页，第166页，第108页，第108-109页，第109页，第111页，第160页，第165-166页，第163页，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7具体的分析参见拙文：《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81840李敬泽整理：《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对话之一，1998年11月3日》，《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李敬泽、李大卫、邱华栋、李冯、李洱合著，第151页，第150页，第15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11李敬泽、李蔚超：《历史之维下的文学，及现实的历史内涵——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

12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文艺争鸣》2018年1期。

13刘大先：《总体性、例外状态与情动现实——刘慈欣的思想试验与集体性召唤》，《小说评论》2018年第1期。

19李敬泽：《总体性与未知之域——在上海国际文学周“科幻文学的秘境”主论坛的发言》，《会议室与山丘》，第229页，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222427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第75页，第19页，第13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3转引自李蔚超：《李敬泽文学批评论》，《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25李敬泽：《咏而归》，第6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26李敬泽：《卫国之肝》，《当代》2016年第1期。

29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第1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303839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第2页，第3页，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1“本刊编辑部”：《新时期与文学的总体性视野——第八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

32343637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359页，第360页，第335页，第360页，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33杨庆祥：《巨人行走于时空或少年敬泽的青鸟之旅》，《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35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一书的出版说明。

明日推送

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

——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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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有间茶楼

图源｜网络